必须这样来修正这个公式，该公式应是：故意是一种认识。

在法律制度层面，形式理性的发展意味着工具理性日益高涨，然而，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社会理性化，相反，人的自由和尊严却被非理性控制了，个人没有隐私，没有自由空间，所谓的自由被限制于形式理性的法律空间中，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牢笼，这便是理性化的吊诡。此种意义解明要求让当事者的‘真正意图发挥作用，并且以此而将个性化的，(相对而言)实质的契机带入法形式主义当中。

而社会科学对主观意义的诠释，也讲求一种客观性的确证。可见，作为一种正当秩序的法律，是多元的。这两种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可见，意义妥当性是因果妥当性的必要条件，即正确的意义关联是进行因果性说明的前提。事实上，这种从实质理性出发的做法削弱了法律的形式主义。

形式性强调的是法律规则内在标准的统一性，是法律制度本身理性化的一个衡量标准。另外，韦伯还总结了法律名家和神权政治的法律教育，前者已经体现出高度抽象化的法律思维，而后者却带有宗教或伦理色彩。当时大体上达成的共识是，法哲学(法理学)属于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学科，而部门法学属于通常所说的应用学科。

法律并不因为违反道德而丧失其作为法律的地位与效力。围绕这一问题，法哲学上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组经典的对立：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与法概念论可能会涉及对现行法律(规范)效力的质疑不同，法学方法论与法教义学的联系更加密切：法学方法论之所谓的法学，指的主要就是法教义学。[15]因此，构成要件与违法性、有责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乃是犯罪构成的原则确证与例外否决的关系。

[4]例如人大宪法学科发起的宪法与部门法的对话系列会议。[43] Engisch(Fn.35), S.15. [44]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87、95页。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一则特殊重婚案中，原告(前妻)与其丈夫婚后感情不合，遂携带子女往美国定居。[68]但当这两方面的价值，或者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的目标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选择？显然，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分别站在了标尺的两端。第二步是归纳和类比：先是在设证的引导下找到了查找适合于这一案件的个案规范(所有加重抢劫罪的情形都构成持武器实施抢劫)，然后进行个案比较(类比)，即将待决案件(持盐酸抢劫)与制定法无疑涵盖的典型案件(持步枪、手枪、左轮手枪……抢劫)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抢劫、危险性、一种严重损害身体的特定危险、目的在于阻碍或制止抵抗行为这些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将疑难案件放逐于理性之外的领域，将法律—道德难题看作无法解决的悲剧。

这意味着，只有当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时，作为共犯的帮助自杀行为才有违法性和可罚性。同样，柏林墙射手的射杀行为也符合构成要件判断。最后要强调的是，本文试图说明的是法哲学这一学科，而非某种法哲学教材体系或特定法哲学理论对于部门法学的作用，尽管法哲学影响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后两者来承担责任。哈特同样认为可以追究告密者的刑事责任，但他认为这只能通过引入溯及既往的法律来刻意排除被告行为所依据的邪恶规则的效力。

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当时我国《刑法》第264条第1款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罪? 涵摄模式和等置模式对于这两个案件的处理上会展现出不同的思维和论证方式。如何举出充分的理由和论据对裁判结论进行合理化的证成才是法学方法论的任务。

(二)(法)伦理学如何进入法教义学(司法裁判)？ 在此可引入学说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和一个中国刑事实践中的真实案例：电车案件：旧金山的一辆电车失控，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而轨道有一个岔道，上面有 一个人。其二，部门法哲学的背后依然可能涉及一般法哲学的问题。

另见H?ffe, Ethik:EineEinführung, 2013, S.53-82(伦理学的基本模式). [76]电车难题最早是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提出的，本文所引用版本的基本案情参见(美)托马斯•卡斯卡特：《电车难题》，朱沉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所以，法律的效力独立于其内容，无需追溯至道德证立或政策证立。可罚必然违法，违法则未必可罚。唯一可能相关的是其中第30条的1款所宣称的公民的人格与自由不可侵犯。所保全的是法律所保护的生命权。只要没有通过前一个要件，犯罪便无法被认定，也就不需要再去验证后一个要件了。

两者争议的实质是以逻辑推论为中心的演绎和以个案比较为中心的类比之争。但即便如此，推定主义立场与实质主义立场得出结论的方式并不相同：与直接抛开规则或轻视其重要性的实质主义不同，基于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原理，推定主义并不主张作为适法者的法官能无视或任意偏离作为立法者意志之明确表达的具体规则，即便这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

而个案之特殊性所涉及到的价值则包括信赖保护和婚姻自由。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实质后果的考量，当法律规则有损于这种考量时，就应当通过各种手段(扩张解释、为规则创制例外等)去促成目的的实现。

于此，许霆案的特殊性就会成为说理的核心，例如立法当时的社会条件、本案中ATM机的特性(故障)、许霆的犯意特征(临时起意)、盗窃金融机构比之一般盗窃规定更重刑罚的理由等等。但哲学思维的益处恰恰不在于化约和定势，而在于复杂化和开放出多种可能，让讨论者们回到原点上明确彼此的分歧，进行深层的狡辩，凝聚最大的共识。

[25]换言之，法律实证主义只将法视为与其内容无关的社会事实，法的效力只包括法学和社会学的效力概念，而自然法学则坚持要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作为评价其效力的条件，从而将伦理学的效力概念也一并包括进来。违法阻却事由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刑法典本身的规定，如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32]这就涉及到对法律推理(司法裁判)之性质的理解了。尽管这违背了罪刑法定的要求，但两恶相较取其轻。

同时，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构成要件判断是将现实发生的具体事实同刑法上抽象的构成要件加以对照，从而判断其是否存在吻合性的活动。[21]关于法的双重本质参见Robert Alexy, The Dual Nature of Law, Ratio Juris, Vol.23, No.2, 2010, p.174. [22]Robert Alexy, On the Concept and the Nature of Law, Ratio Juris, Vol.21, No.3, 2008, p.285. [23]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2. Aufl., 1960, S.201. [24]霍斯特将这个要素(标准)称为法的有效性，从而将有效性与效力区分开来。

[51]对于本案是否满足数额巨大的问题，肯定者会指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之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许霆无疑满足这一条件。此外，还存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应用伦理学的层次。

[32]后一种观点参见Joseph William Singer, Normative Methods for Lawyers, UCLA Law Review , Vol.56, No.4, 2009, p.906。他们的行为同样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对逃亡者射击已根本无法阻止越界行为。

换言之，它认为促成最好的后果对行为的正确性而言是必要且充分的，而不仅仅是必要的(关于后果主义，参见(美)茱莉亚•德莱夫：《后果主义》，余露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司法裁判是一种法律适用的过程。妻子的行为是否构成1871年《德国刑法典》(在纳粹统治时期有效)上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刑事犯罪？ 柏林墙射手案：冷战期间，柏林墙东德一侧的两位驻守士兵在哨塔上值夜时发现有平民从东柏林利用梯子越墙逃亡。此时就会涉及法概念论和(或)法伦理学的层面。

另一方面，法哲学无法取代部门法学在司法实践中直接得以适用。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两位一体，司法裁判在满足依法裁判的同时，也就满足了个案正义的要求。

形式主义立场主张严格依法裁判，即按照普遍性的法律规则去解决属于其调整范围内的案件，而无需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因而也可被被称为普遍主义的立场。如此，才能接近达成内在一体化和外部融贯化之法学体系这一理想要求。

[81]但无论如何，必须独立考虑帮助自杀行为本人是否具有违法性或正当性，因为一个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是不可罚的。[60]参见杜宇：刑法上之‘类推禁止如何可能？——一个方法论上的悬疑，《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第415页以下。